变革中国高等教育“生产关系”：理性思考与战略选择（1）

发表于《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12期，第32-39页。

（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摘  要：变革中国高等教育“生产关系”，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必然要求。变革的目的，在于改变高等教育所有权代理者对经营和经营者的管理方式，以及经营者开展经营活动所根据的结构和机制。变革的模式，应该是适度强制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在宏观上，可以考虑实行“抓大放小，分层管理，政策调控”政策。在微观治理中，政府应该坚持“五管”原则——管方向、管政策、管指导、管协调、管服务。让高等教育机构成为真正的独立法人。对教师应该实行终身聘任、长期聘任、聘期累进和短期聘任相结合的“分期聘任制”。绩效评价必须考虑高等教育组织绩效周期长、无形态、难量化的特点。实行有差别的薪酬福利制度。

关键词：高等教育；制度变革；生产关系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Production Relations Transformations of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Rational Cognition and Strategic Measures

WANG Jianmin¹

(School of Manage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t is required by “the law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being adapt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ive forces” to transform China’s production relations of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The purposes of the transformations lie in changing the administration mode over the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s managers as well as the structure and mechanism being based on by the managers in conducting operation. Better way of the transformation could be 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s under moderate coercive forces. At macro level, it could be considered to implement the policies --- “to manage the large ones well while ease control over the small ones, to supervise different level with different ways and to regulate and control by policy measures”. In micro governance, the central and provincial-level governments should follow the rules focusing on guidelines, policies, direction, coordination and services. Let the higher institutions become real independent corporation. Teachers should be employed by stages, including life-long employment, long-term employment, term-progression employment and short-term employment. I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s of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be taken in to account – long term, incorporeity and difficult measures. Differentiated institutions of salary and benefits should be built up and put into practice gradually.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Production Relations

2006年7月，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在上海参加“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期间再次疾呼：“中国的高等教育，继续这样下去是要出问题的”。王树国指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解决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农民温饱问题。邓小平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动用国家财力补贴农民，而是变革生产关系。把旧的农村生产关系变成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迎刃而解。王树国认为中国的 “高等教育也需要变革生产关系，从而解放它的生产力”。

中国的高等教育“继续这样下去”不一定会出什么大“问题”。但是，要做到“让人民群众满意”，一定会需要更加长久的时间。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可能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目标，唯一正确的选择。

谈论高等教育的“生产关系”变革问题，有必要考虑学理上的合法性。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造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基于物质资料生产提出的概念和规律，同样适用于非物质资料生产。教育是重要的非物质生产活动，适用于非物质生产活动的概念和规律，同样适用于教育生产活动。教育活动具有“生产一般”的全部特征，是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活动。教育的产出主要是人力资本——以人为载体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等市场经济规律，对教育生产活动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2]高等教育是高层次的教育生产活动，遵循非物质生产规律。这意味着，当高等教育的“生产关系”成为高等教育“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只有变革“生产关系”，才能够解放生产力，建立效率更高的“生产方式”，实现高等教育质量提高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本文拟就变革中国公立高等教育“生产关系”问题展开初步讨论，探讨基本问题，阐释思想路径，提出战略选择建议。如有不妥之处，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变革“生产关系”的基本问题

变革高等教育“生产关系”，首先需要明确三个基本问题：（1）变革什么？（2）由谁变革？（3）如何变革？

1．变革的内容

高等教育的生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高层次的人力资本生产——培养和造就大学生、研究生层次的高级人才，二是知识产品的生产——创造理论性、应用性和对策性研究成果。那么，所谓高等教育“生产关系”，就是指在高层次人力资本生产和知识产品生产过程中，生产主体之间存在和发生的联系与影响。

在现代经济学语境中，并且具体到中国的实践，高等教育“生产关系”，可以定义为规范和制约高等教育组织的所有者（主要指所有权的实际行使者或代理者中央和地方政府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经营者（高等学校管理者）和生产者（教学科研人员）行为的各项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所有权代理者对经营和经营者的管理方式，以及经营者开展经营活动所根据的结构和机制。中国高等教育的“生产力”由三种因素构成：（1）管理者和生产者人力资本；（2）非人力资本（物力资本、制度资本和信息资本）；（3）人力资本投资者和科研任务。

按照这里的逻辑，变革中国高等教育“生产关系”，就是要改变“所有权代理者对经营和经营者的管理方式，以及经营者开展经营活动所根据的结构和机制”。

2．变革的主体

截止到2005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1792所，其中本科院校701所。在本科院校中，民办普通高等学校所占比例不到3％。由此看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上属于公立性质。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由中央政府部委和省级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管理。在内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在现行的制度结构下，变革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生产关系”的主体，主要有四类：一是政府部门决策者——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领导班子；二是高等教育机构管理者——党委及行政领导班子；三是高等教育机构生产者——教学科研人员；四是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者——曾经和正在接受教育服务的学生。在四类主体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政府部门决策者。

3．变革的方式

根据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变迁可以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方式。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在政府命令或法律规定下发生的制度结构局部或全局的变动。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在获利机会诱导下，由组织中个人或集体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制度结构局部或全局的变动。^[5]这两种制度变迁方式各有利弊。强制性变迁见效较快、成本较低，但把握变迁有效性和合理性的难度大，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程度高。诱致性变迁，因势利导，预期收益具有确定性，但变化周期可能会比较长、交易成本也比较高。

有鉴于此，中国高等教育“生产关系”变革，应该采取诱致性和强制性相结合的方式，即适度强制下的诱致性变迁。变革在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持与监督下进行。变革路径的选择，必须以增强而不是减弱高等教育组织的获利能力为导向。获利与否的判断，应该广泛听取高等教育组织“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建议。

变革中国高等教育“生产关系”：理性思考与战略选择（2）

发表于《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12期，第32-39页。

二、变革“生产关系”的思想路径

在政府权力的适度强制下，以增进获利能力为导向变革中国高等教育“生产关系”，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系统工程。尽管变革的内容、主体和方式已经初步明确，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问题，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思考。首先分析实施变革的动力机制，其次确定变革中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然后审视在变革中可以利用的制度资本，最后讨论变革的关键环节。

1．变革的动力机制

变革中国高等教育“生产关系”的动力机制， 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作用下形成。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与进步，对高层次人力资本的需求在规模、结构和质量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机构和社会各个部门对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解决方案的要求明显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投资高等级、高质量人力资本的需求持续高速增长。而且，随着国家经济能力的增强和发展战略的实施，投入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大幅度增加。这些变化，导致了高等教育“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发展。

然而，在“生产关系”方面，一直保持着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模式没有发生重大的适应性变革。尽管政府对高等教育组织运行与发展的管理，指导性因素逐步增加，但总体上仍然采取的是行政命令方式。高等教育组织仍然被当作准行政部门在管理。“领导班子”、发展规划、师资规模和质量标准、专业设置、招生人数、教学质量、学生管理、就业指导等几乎所有方面的工作，都是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直接而具体的指挥和要求下进行。

无庸赘述，基于计划经济思想观念建立的“生产关系”，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变革现行高等教育“生产关系”的必然之势，正在集聚之中。

2．变革的重要原则

变革高等教育“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促进高等教育的质量提高和可持续发展，是国家和人民利益所在。这项具有高度复杂性和系统性的变革工程，事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保持与增进问题，必须深入思考、精心规划、有效组织、分步落实。在付诸变革实践的过程中，应该遵循以下五项原则：

第一，宏观规制原则。国家是公立高等教育的举办者和唯一或最大的投资者。因此，公立高等教育“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在体现国家利益和人民意志的严格规则制约下进行。规制的执行主体应该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规制要限于宏观层面，体现出界定范围、规范行动、提出要求、给予指导等性质。

第二，微观自主原则。在“生产关系”变革中，高等教育的微观生产组织——高等学校，应该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宏观规制下发挥自主性作用。引导和推动学校的利益相关者展开讨论，就变革的收益与成本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根据多数人共识的意见和建议，确定变革的方案与措施。

第三，学术主导原则。高等学校是“学术型”组织。 “学术”是学校工作围绕的中心，“学者（教学科研人员）”是学校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决定因素。任何一项变革“生产关系”的举措，都应该有利于激发教学科研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提升学术水平、促进学术发展，有利于增强组织的整体学术能力。

第四，优势强化原则。变革“生产关系”，应该避免出现“一刀切”现象。要充分考虑学校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充分保持和发扬不同高等学校的比较优势，强化优势学科和专业，走有各有特色的多样化发展之路。

第五，发展持续原则。高等教育事业，是决定民族和国家未来的未来事业。变革“生产关系”，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有条不紊，循序渐进，促进高等学校发展的可持续性。凡是不利于学校长远持续发展的因素和行为，应该及时发现、及时消除、及时制止。

3．变革的制度资本

“生产关系”变革是制度变革。制度变革也是一个投入－产出的生产过程。投入包括人力资本、物力资本、制度资本和信息资本，产出就是新的制度结构，即新型的、适合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在投入中，最难以取舍的是制度资本——建立新型生产关系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规则。获取制度资本至少有三种途径。一是创造，二是照搬，三是借鉴。创造成本太高，照搬风险太大，借鉴才是最优选择。借鉴什么？王树国认为，国外有“成熟的模式”可以借鉴，“中国的前人比如西南联大时期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可以参考。^[6]王树国言之有理。他山之石和前人经验就是获取制度资本的主要来源。其中，他山之石可能更有参考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办好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已经积累了几百年的经验。

借鉴国外高等教育制度资本，在中国举办高等教育取得成功的例子已经有两起。一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二是香港科技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CEIBS），由中国政府与欧洲联盟1994年共同创办，专门培养国际化高级管理人才。MBA课程从2002年起，连续五年进入全球百强，连续三年蝉联亚洲第一，在2006年1月的英国《金融时报》全球排行榜上高居第21名。EMBA课程，进入2005年10月英国《金融时报》全球排行榜第13名，连续5年进入全球50强。 ^[7]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成为有史以来入选全球排行榜最年轻的商学院，也是中国大陆唯一一所跻身全球排行榜的商学院。

香港科技大学（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KUST），由香港政府于1986年发起筹建，1991年开始招生。据丁学良介绍，香港科技大学在建设中，直接借鉴了美国两所著名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和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的模式。^[8]2006年8月，美国《新闻周刊》发布世界100所顶尖大学排行榜，香港科技大学名列全球第60位，亚洲第五位，香港第一名。

4．变革的关键环节

变革中国高等教育“生产关系”，最为关键的环节，不在于筹集数量更多的物力资本，也不在于获取质量更高的人力资本，而在于转变观念——吐故纳新，抛弃传统的、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旧观念，接受现代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新思维。在现阶段，高等教育的决策者和执行者，首先应该认识清楚的观念有三个：

第一，“结构追随战略”。这句话的原意是组织的结构要随着组织战略的变化而变化。结构就是制度。制度是环境中的制度。在一种环境中建立和运行的制度，不适应或不完全适应另一种制度环境。在新环境中运行旧制度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效率会越来越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意味着建立一个适应新制度环境的新型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二，“管制”不如“管理”。“管制”，管计划、管编制、管专业、管招生、管教学、管科研……直接、具体、强制，是始于当然适于计划经济环境的模式；“管理”——通过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四个环节追求效率和效果，管方向、管政策、管标准、管指导、管协调、管服务，是市场经济环境中需要的模式。“管制”和“管理”都是手段。“管制”和“管理”追求的目标都是最优效率和效果。既然如此，“管制”当然应该让位于“管理”。    第三，人力资本有经济性和政治性之别。普通高等教育组织生产经济性人力资本，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政治性高等教育组织生产政治性人力资本，满足政治组织获利需要。经济性人力资本主要具有一般生产要素性质。经济性人力资本生产组织，在体现国家执政党意志、主流意识形态和主导价值观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下开展活动，其使命目标和行动计划易于规制，一般不会发生背离或违反政治路线的问题。因此，对于经济性人力资本的生产，由多主体举办、多渠道投资，以多样化的方式经营，不仅是必要的、可行的和有效的，而且是安全的和可靠的。

变革中国高等教育“生产关系”：理性思考与战略选择（3）

发表于《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12期，第32-39页。

三、变革“生产关系”的战略选择

关于如何变革中国高等教育“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2006年9月18－19日在安徽合肥举行的“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会上，一流大学的校长们认为，中国大学亟待走出“重大楼轻大师”、“重数量轻质量”、“重分数轻能力”三大误区。浙江大学校长杨卫指出,建设“一流大学必须具备大楼、大师、大学精神三大要素”。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认为，“中国大学不能过度追求各类指标，浮躁发展，应该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提出，应该针对高、中、低端市场，建立“金字塔”型的大学结构。张维迎建议“国有大学‘法人化’，用竞争代替管制”，还提议建立“利益相关者治理结构”。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认为，国内一流大学的改革（如北京大学），大方向就是要瞄准哈佛、斯坦福、耶鲁等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的模式走。香港科技大学前副校长孔宪铎教授提出的办学理念值得深思：“最好的学习方法是向最好的学习（The best way to learn is to learn from the best.）”,“礼聘学术高手，使其安居乐业（Recruit the best and keep them happy.）。”

站在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高度，从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与现状的认识出发，整合专家、学者们的提出的观点，根据作者在哈佛大学的实地观察到的情况，以及对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Technology，MIT）、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东京大学（Tokyo University）和香港科技大学治理结构与运行模式的研究，打算从六个方面提出变革中国高等教育“生产关系”的战略选择建议。

1．宏观管理政策

截止到2005年，全国共有公立普通高等学校1543所，其中681所为公立本科院校。在宏观上，可以考虑实行“抓大放小，分层管理，政策调控”政策。“抓大放小”是借用国有企业转制时采用的方法，即抓住大的、重点的研究型大学，重点管理、重点建设，放开小的、技能教育为主的学校，直面市场需求开展教学活动——必须保持非营利性质。 “分层管理”是指对1543所公立高校分五个层次按照不同方式进行管理。五个层次的划分，充分考虑了公立大学的发展现状和政府为促进高等教育发展而采取的重点支持政策。在制度设计中遵循“路径依赖”原则，有利于节约制度变迁成本。“政策调控”是指利用投资、委托项目等体现政府意志的政策手段，间接调整、控制、规范教育组织的行为。

在现行宏观治理模式下，公立高等教育组织，实际上等同于或类似于政府教育管理部门的一个执行机构。由上级组织选拔任命的管理者（领导班子），按照政府主管部门的一系列“要求”开展活动。不少“要求”，是以“会议或文件精神”等非正式制度的软性形式下达的。指令性的、软性的、具体的和临时性的等性质的“要求”太多，易于导致管理者的人力资本产权边界的模糊与“残缺”，使管理者碌碌不已却难以“有所作为”。按照一个模式行政式管理全国1543所公立高等教育组织，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是适应计划经济环境的制度安排和管理方式。70多所大规模的高校“直属于”一个中央机构，管理跨度太宽，信息不对称，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符合现代管理科学规律。

实行“抓大放小，分层管理，政策调控”的宏观政策，有利于优化管理机制、提高运行效率，有利于满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有利于增强国家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应该分五个层次管理。国家重点支持建设并由中央政府直属管理第一层次（9所）和第二层次（25所）共计34所重点大学。第一层次大学建设目标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第二层次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研究型大学”。第三层次的75所左右高校由省级政府重点支持、直属管理，建设目标是“国内高水平研究和教学型大学”。集中力量建设好109所高等学校——包括所有“985工程”和“211工程”学校，实现国家、区域和地方发展战略目标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以及知识与技术支持，就有了充分的供给保障，国家高等教育能力的保持与建设必将得到发展。第四层次的573所普通本科高校，建设目标为“地方教学型大学”（定位为非营利组织），在地方政府指导下直接面对市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开展教学工作，在政策规制和市场竞争中自主发展，优胜劣汰。最后，第五个层次的970所专科院校定性为“职业技能型学校”，可以根据需要和实际情况，逐步转制为“非营利”或“营利”独立法人组织。（详见表一）（略）建议成立独立于政府部门的“中国公立大学绩效管理委员会（简称‘绩效管委会’）”管理公立大学运行绩效。政府主管部门在决策时，应该高度重视“绩效管委会”的评估报告和专家建议，必要时还可以参考其他专业的民间大学评估机构的绩效评估结果。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应主要运用“经济杠杆”或其他调控手段，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方式；注意引入竞争机制，平等对待处于同一个层次的学校，逐步把投资“重点”政策转变为奖励“先进”制度；应该采取积极措施，鼓励高校独立法人自筹经费，追求跨层次发展目标。按照这样的模式，公立高等教育组织的生产力将得到解放。

2．微观治理结构

微观治理结构，涉及到政府如何管理高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内部如何管理两个重要问题。设计中的战略方案包括以下要点：

（1）政府管理高等学校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五管”——管方向、管政策、管指导、管协调、管服务。让高等教育机构成为真正的独立法人——在完善的权利制约机制之下行使权力的法人组织。

（2）分别成立针对五个层次高等学校管理工作的政府“高等学校管理委员会”——由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高校负责人、专家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组成。

（3）在每个高校成立“理事会”（或者称为“监督管理委员会”、“校务管理委员会”），“理事长”由政府部门按照干部管理程序选拔任命（最好由党委书记担任）。“理事会”按照既定政策和程序选择成员，规模以20－30人为宜。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主要校级领导、重要院系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职工代表、知名校友、社会知名人士以及其他与本校利益相关的人员。

（4）校长由“理事会”负责公开选拔、任命。副校长由校长提名，“理事会”审查、任命。校长向“理事会”报告工作，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

（5）在“理事会”主持下成立 “校学术委员会”，评价、审查、咨询学术成果、教学活动、学位资格、人才价值等专业事宜，供校长决策时采纳或参考。“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按照民主程序选拔（可以考虑聘任校外专家若干名），由“理事会”任命，独立开展工作。

（6）学校的二级业务单位——学院（系、所、中心等），实行行政领导（院长、主任、所长等）负责制。行政“一把手”，要按照既定的民主程序，公开遴选，最后由校长任命。

（7）学院一级的行政权力，必须在严格监督下行使。这就需要在学院一级建立监督机制。一是实行集体决策（如通过“学院党政领导联席会”），二是成立“院学术委员会”——对与学术或业务相关的重要事宜作出评价或判断。“院学术委员会”按照学校制定的章程建立并独立开展工作，不受学院领导控制和支配，但学院的师资引进、职称评定、绩效标准、重要学术活动等事项，必须征求并尊重“院学术委员会”的意见。院长有权利但一般不得否决“院学术委员会”集体作出的决定。学院领导与“院学术委员会”发生争执时，可以申请“校学术委员会”仲裁。

上述制度安排建议，既考虑了现实的制度环境，又借鉴了国际高等教育组织管理经验，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和有效性。第一，理顺了政府与高等教育组织的关系。从历史的和国际的经验看，政府行政权力直接、具体地介入高等学校管理事务，不仅政府期望的效果和效率难以实现，而且高等学校需要的学术自由、平等、和谐环境也无法形成。政府的主要责任，应该是掌握方向、守住规则、提供服务。第二，优化了组织内部权利制约机制。政府主管部门最重要的工作是选择好“理事长”。“理事会”代表所有者，按照既定章程行使决策权与监督权。校长为学校经营管理权主体，向“理事会”报告工作，接受“理事会”直接监督。理论与实践已经证明，只有在清晰界定了边界、合理形成了制约的情况下，权利的运用才有可能获得持久的效率和理想的绩效，组织发展的生产力才能够获得最大的解放。第三，强化了民主与学术权利。“理事会”组成人员具有广泛代表性，按照民主表决制度集体行使权力，涉及学术问题时充分尊重学术委员会意见。第四，完善了“二级业务单位”管理机制。高等学校的发展取决于“二级业务单位”的绩效。合理、严格的权利制约机制与公正、规范的学术自由制度，对院、系、所、中心等“二级业务单位”管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教师聘用制度

师资质量决定学校水平。师资质量如何，同行专家最有发言权。因此，教师选聘工作应该由院（系）按照严格程序进行。有必要请5－7名校外同行专家，对候选人的学术水平作出评价。必须征求“院学术委员会”意见。对选任的教师应该实行“分期聘任制”，即实行终身聘任、长期聘任、聘期累进和短期聘任制度。院士和少数资深教授为终身聘任。三分之一左右教授的聘期延续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实行长期聘任制。聘期累进制主要针对发展中的中青年教师（讲师和副教授）。首任，聘期一年（可以考虑规定淘汰率，比如10％）；首任优良者，聘期转为两年；然后是三年，以此类推。不少于20%-30%的岗位为流动师资岗位，以一学期或一学年为期，聘任国内外优秀学者开设新课程或进行合作研究。

“分期聘任制”是笔者首次提出的概念。研究发现，稳定性、流动性和竞争性兼而有之，是国际一流大学师资队伍的基本特征。现行“一刀切”的定期考核聘任制对大学教师的工作状态具有破坏性。已经了解到的事实是，教师普遍感到过度的心理压力，人心惶惶，无法平静问学。但是，如果照搬国外的“终身教授”制度，有可能出现在职教师过多、工作激励不足等情况。实行建议中的“分期聘任制”，终身任职的院士和资深教授，加上三分之一左右长期聘任至法定退休年龄的优秀教授，可以保证师资队伍的稳定性和高质量。针对中青年教师（讲师和副教授）实行聘期累进制，强化优胜劣汰机制，有利于激励优秀教师脱颖而出。保持20%-30%的岗位为流动师资岗位，有利于促进学术交流。聘期累进制和流动师资岗位制度，可以保证师资队伍的流动性和竞争性。

4．绩效评价制度

评价学校内部组织和个人的教学科研绩效具有必要性。成立“学校绩效管理委员会”，负责评价各学院（系、所、中心等组织）的绩效，监督战略规划和发展目标执行情况。教学科研人员的个人绩效，应该由“学院绩效管理委员会”负责评价。无论是组织绩效评价还是个人绩效评价，都必须高度重视征求同行专家，特别是外部同行专家的意见。评价的重点应该是水平和质量。而水平和质量，只有同行专家才有能力作出判断。

在绩效管理过程应该注意，作为公共部门的高等教育组织的绩效，与工商组织绩效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性。高等教育组织的绩效“周期长、无形态、难量化”，而工商组织的绩效“周期短、有形态、易量化”。如果盲目引进工商组织绩效评价方法，采取“高频率、定期限、计数量”方式管理教学与科研绩效，必然导致“凑数字、赶周期”，“重数量、轻质量”的不良倾向。调查发现，不少年龄刚刚40多岁或50出头的中年教授，就敢公开声称自己发表“论文”100多篇、150多篇，甚至200多篇。世界著名的竞争战略之父、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年近六旬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迄今为止发表的论文（Papers）只有16篇，非学术“文章（Article）”69篇。迈克尔·波特有名的著作只有两、三本。

5．薪酬福利制度

应该实行有差别的薪酬福利制度。制度的要点是：（1）学校提供基本待遇，院系负责绩效收益。（2）对于基础性、理论性或重点建设的学科，学校应该实行倾斜政策。（3）对于应用性强的学科，应该鼓励面向市场需求，在市场竞争中增强实力、获取收益。（4）各学科的薪酬标准应该适度考虑市场价格，以保持和获得所期待的教师人力资本为原则。

有效薪酬福利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建设工作的主体，应该逐步转移到院（系）一级单位，因为只有院（系）才知道用多少收益可以招募到需要的人员。学校人事部门或者管理学校的政府部门，对薪酬福利制度“一刀切”式的包办、安排、规定，是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缺乏竞争性和激励性。

Harvard Presidential Announcement

Remarks by President-Elect Drew Gilpin Faust

http://www.news.harvard.edu/gazette/2007/02.15/99-statement.html

Seven years ago, when I was named as the first dean of the new Radcliffe Institute, I said I was deeply honored to have been chosen for what seemed to me the most exciting job in higher education.

Little did I realize then that I'd be standing here today - with all the more reason to say those same words.

I am deeply honored by the trust the governing boards have placed in me. I will work with all my heart, together with colleagues across the University and the broader community, to reward that trust.

I am a historian. I have spent a lot of time thinking about the past, and about how it shapes the future. No university in the country, perhaps the world, has as remarkable a past as this one. And now our shared enterprise is to make Harvard's future even more remarkable than its past.

This will mean recognizing and building on what we already do well. It will also mean recognizing what we don't do as well as we should - and not being content until we find ways to do better.

We face extraordinary opportunities. We are on the verge of a new College curriculum that has already deeply engaged the faculty and that promises more coherence, more choice, and more excitement i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We have just received a faculty report calling for renewed and enhanced dedication to teaching. A new advising system has been launched. We have just created a cross-university structure to assure Harvard's place at the forefront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We are beginning an expansion into Allston that will provide the space in which to make new connections - among scientific disciplines, between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mong professional schools, between the community and the University. At the same time, it offers us the ability to improve significantly the facilities for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or the arts and for athletics. We have dedicated ourselves as well to a dramatic expansion of access to Harvard's academic community - at every level: with the undergraduate low-income initiative, with the commitment to bring women and minorities into science and into the professoriate more broadly, and with our efforts to make the professional schools more affordable. I hope that my own appointment can be one symbol of an opening of opportunities that would have been inconceivable even a generation ago.

But if we at Harvard are to accomplish all we intend, we need to find new ways of working together, of engaging the creativity of one of the most talented communities in the world. We need to break down barriers that inhibit collaboration among schools or among disciplines, barriers that divide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into what C.P. Snow once famously called two cultures, barriers that separate the practice of the arts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ts, barriers that lead us to identify ourselves as from one or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Collaboration means more energy, more ideas, more wisdom; it also means investing beyond one's own particular interest or bailiwick. It means learning to live and to think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whole university.

But, for me, today is not about particular programs, or about a list of specific priorities or goals. I have many, many people to talk with, much more to learn, and much thinking to do, before that day comes.

For me, today is about affirming the idea, and the ideals, of a university, of its transformative purposes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research.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is hail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and attacked as falling short. Americans sacrifice and struggle to get their children into college or university, yet mock those same institutions as self indulgent, hidebound, badly managed. American universities were throughout the 20th century the sites of the nation's most significant scientific enterprise - as well as critical engines of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Yet we find ourselves wondering in 2007 whether we - at Harvard or at any other university - have the resources, the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the relentlessness, and the leadership to generate continuing excellence and innovation in the sciences and across the spectrum of knowledge.

What Harvard does in this next decade will serv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nswer to these contradictions and challenges. What we do will determine not only whether Harvard retains its preeminence. It will help to define the character and meaning of universit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 whether they can be supple enough, enterprising enough, ambitious enough to accomplish all that is expected of them - and no less important, whether they can do so while preserving their unique culture of inquiry and debate in a world that seems increasingly polarized into unassailable certainties.

I am indebted to everyone whose efforts have made this University great, and especially to my predecessors - Neil Rudenstine, who brought me here as Dean of the Radcliffe Institute, Larry Summers, whose powerful thinking and impatience for results cleared the way for important new initiatives, and Derek Bok, whose steady hand has kept us on course during this past year.

I love universities and I love this one in particular. I can imagine no higher calling, no more exciting adventure than to serve as the President of Harvard.

Thank you very much.

Harvard names Drew G. Faust as its 28th president

http://www.news.harvard.edu/gazette/2007/02.15/99-president.html

Drew G. Faust, an eminent historian and outstanding academic leader who has served since 2001 as the founding dean of the 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will become the twenty-eighth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effective July 1.

An expert on the Civil War and the American South, and the leading figure in Radcliffe's transformation from a college into one of the country's foremost scholarly institutes, Faust was elected to the Harvard presidency today by the members of the Harvard Corporation,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University's Board of Overseers.

The appointment concludes a search launched in the spring of 2006, involving far-reaching consultation with faculty, students, staff, alumni, and others nationwide.

"This is a great day, and a historic day, for Harvard," said James R. Houghton, the senior member of the Harvard Corporation and chair of the presidential search committee. "Drew Faust is an inspiring and accomplished leader, a superb scholar, a dedicated teacher, and a wonderful human being. She combines a powerful, broad-ranging intellect with a demonstrated capacity for strong leadership and a talent for stimulating people to do their best work, both individually and together. She knows Harvard and higher education, and her interests extend to the whole of the University, across the arts and sciences and the professional domains.

"Through her service as founding dean of the Radcliffe Institute, she has shown uncommon skill in designing and fulfilling a forward-looking agenda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said Houghton. "Through her decades as a leading faculty member at Penn and at Harvard, she has invested herself in bot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with passion, imagination, and a devotion to the highest ideals of academic life.

"Drew wears her extraordinary accomplishments lightly," said Houghton. "Her many admirers know her as both collaborative and decisive, both open-minded and tough-minded, both eloquent and understated, both mindful of tradition and effective in leading innovation. Her qualities will serve Harvard well as we plan ambitiously for the future - not only in the college but across the schools, not only in the sciences but across the disciplines and professions, not only in Allston but throughout our campus. We share with Drew an enthusiastic commitment to building on Harvard's strengths, to bridging traditional boundaries, and to embracing a world full of new possibilities."

"I am deeply grateful for the trust the governing boards have placed in me," said Faust. "I will work with all my heart, together with people across Harvard, to reward that trust.

"I am a historian," she said. "I've spent a lot of time thinking about the past, and about how it shapes the future. No university in the country, perhaps the world, has as remarkable a past as Harvard's. And our shared enterprise is to make Harvard's future even more remarkable than its past. That will mean recognizing and building on what we already do well. It will also mean recognizing what we don't do as well as we should, and not being content until we find ways to do better."

北京市人大代表王建民：第十二届人大第五次会议 议案一

案由：

建议北京市推动中秋节成为国家法定节日立法工作

 （海淀区代表团，2007年1月28日提交）

案据：

自唐朝初年起，中秋节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节盛行于宋朝，到明清时，与元旦齐名，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在全世界大多数华人心目中，中秋节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

中秋节是团圆节、丰收节，是全世界华人共同的节日。把中秋节作为国家法定的节日，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有利于增强全世界华人的凝聚力。

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近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与此同时，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俗专家、民间组织、知名学者等社会各界人士，多次高声呼吁把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作为国家法定节日。

方案：

建议北京市积极推进传统节日立法进程。第一阶段先做好中秋节立法工作。

（1）结合我市和谐社会“首善之区”建设，大张旗鼓地开展2007和2008年中秋节纪念活动。

（2）由市人大常委会公开征求市民意见，根据多数人意见，决定是否启动把中秋节作为北京市法定节日大立法进程。

（3）由全国人大北京市代表团，向全国人大提出团体议案，建议把中秋节作为国家法定节日。

王建民：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第五次会议 议案二

案由：

大力发展公共图书馆事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海淀区代表团，2007年1月28日提交）

案据：

根据《北京市2005年暨“十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止到2005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在京居住半年以上人口）1538万人，共有公共图书馆26个，总藏书3465.6万册，人均2.25册。北京市的人均藏书量，低于上海市（同期人均4.45册），大大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公共图书馆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信息之丰富、服务之周到，令人惊讶。）

北京市建设和谐社会“首善之区”，最关键的工作之一，是不断提高全市人民的文化素质、道德水平和精神质量。大力发展公共图书馆事业，是完成这项工作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手段。让公共图书馆，成为北京人最喜欢光顾的场所；让所有希望光顾图书馆的人，都能够在住地附近找到公共图书馆；让所有光顾图书馆的人，都能够得到满意的服务。

方案：

建议市政府和市政府主管部门，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大幅度增加用于公共图书馆建设的资金；

第二，在知识和文化基础相对薄弱、落后的地区或社区，实行重点投资政策。大规模建设图书馆（室），大批量收藏对读者有价值的图书、报刊和多媒体资料。

第三，在新建居民区规划和建设公共图书信息中心。

第四，重点加强数字化、网络化图书情报馆（所、中心、室）建设工作。

第五，加强数字化知识、信息社区终端建设工作。

王建民：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第五次会议 议案之三

案由：关于解决在职国家高级公务员兼任学术职务的建议

（海淀区代表团，2007年1月27日提交）

案据：

有一些在职国家高级公务员，兼任学术机构教学、科研学术职务（比如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院长等）。有人是“官前学术”，有人是“官后学术”，即在担任公务员职务之前或之后，兼任学术职务。

此类现象有以下不良影响：

（1）影响公务员工作。掌握、运用好组织赋予的公共权力，必须全力以赴，尽职尽责。

（2）影响学术工作。学术工作，即使全身心投入，也不一定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何况兼职而为！

（3）存在滋生腐败或取得不当收益的巨大可能性。因为掌握公共权力，有意或无意之中会被人利用，发生“权学交易”。特别是“官后学术”、掌握巨大权力者，聘用单位的目的应予警惕。

（4）损害学生权益。绝大多数兼职教授、兼职博导，往往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基本不参加聘用单位的教学科研活动，难以给与研究生有价值的指导。这对于研究生的权益有损害。

方案：

为解决这类问题，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为“官前学术”公务员减轻学术工作量或暂停学术职务。比如，限制每年只招收一名研究生。暂时停止学术职务，待离开公务员工作岗位后再重返学术岗位。另外，“官前学术”人员，应向组织部门备案，报告兼任学术职务所取得的报酬。

第二，严格禁止“官后学术”。担任国家高级公务员的人员，应该全心全意用好手中的权力。不得接受学术机构聘请。已经接受聘任的公务员，应该限期辞职，如实报告担任学术职务期间取得到收益（包括电脑等非货币收益）。    第三，要求教学科研机构取消学术职务兼职制度。学术职务，应该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一人一岗)。学术是艰苦的、寂寞的、困难的，学术需要专心致志，坚持不懈、长期努力。“兼职教授”、“兼职博导”现象，不符合国际学术管理制度，不利于学术创新与发展！

王建民：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第五次会议 建议之一

关于加强高校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指导工作的建议

（海淀区代表团，2007年1月27日提交）

近几年来，高校毕业生遭遇就业难、考研难等职业发展问题。原因有经济方面的，社会方面的，也有教育方面的。教育方面，一是“教非所需”——高校的专业设置、课程开设与市场对知识和技能需求之间存在距离。二是“职业教育”不足。“职业教育”不足，主要表现为职业教育意识缺乏和职业发展指导工作薄弱。

教育的直接目标之一，就是把“学生”塑造成为“职业人”——具备职业市场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态度，能够为国家、社会和组织创造价值的人。学校教育应该高度关注市场需求，学生选择专业和课程，要密切联系自己未来的职业目标和职业生涯规划。

为了增强高校学生的职业“软实力”——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外的职业竞争力，建议加强高校学生职业规划和指导工作。

第一，加强职业生涯教学与科研力量。开展专业研究，开设职业生涯全校选修课。

第二，加强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工作。增加专业人员标志，与校外专业机构合作，提供有实效、高质量的服务。

第三，建立本校毕业生就业档案，总结就业成功经验，供即将毕业学学生参考。第四，邀请专家、校友校园讲座。

王建民：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第五次会议 建议之二

关于采取切实措施优化学术群体“学缘”结构的建议

（海淀区代表团，2007年1月28日提交）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在不少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大量“相同学缘”学术群体现象，即某一单位的某一个研究方向、某一个专业点，甚至某一个学科，所有成员或主要成员，均出自同一个师门。上面有一位“先生”是学术或学科带头人，下面成员都是他（她）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先生”在岗，“学生”有限合作，相安无事；“先生”离岗，“学生”竞争加剧，互不买账。用不了多久，整个群体如果没有瓦解的话，竞争力也一定会大大下降。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同学缘群体”，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一般会竭力排斥非本“学缘”人员加入，以免利益流失。所有“同学缘群体”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知识体系趋同、研究方法单调、创新能力虚弱。总之，“同学缘群体”违背学术发展规律，阻碍学术队伍能力建设，影响组织工作绩效，损害国家教学与科研事业。

建议政府部门采取切实措施，解决这类问题。

第一，规定本单位毕业生直接留本单位工作的上限比例（比如不超过当年聘用人员的20%）。

第二，在重点学科、学位点、重点课题和精品课程等项目的申报中，规定成员“学缘”多样性的标准（比如要求毕业于同一所学校的成员的比例，不得超过全体成员数的30%）。

第三，立项调查学科成员“学缘”机构，公布结果。表彰“学缘”结构合理的群体或团队。

第四，在针对组织或群体的教学、科研质量评估中，设立“学缘”结构指标。

王建民：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第五次会议 建议之三

关于解决高校校园内社会车辆交通混乱问题的建议

（海淀区代表团，2007年1月27日提交）

在一些高校校园内（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社会车辆的流通量很大。每天有大批人员，自驾车或乘出租车进出校园，参加学习、接受培训、办理公务、游览参观、接送子女上学或入托（小学、幼儿园在校园内，比如北京师范大学）。

校园面积有限，高密度、大流量、川流不息的车流，大片无序停放在路边、楼前空地等处的车辆，使骑自行车和步行十分不便，严重影响了教师和学生的正常校园活动。在一所高校校园内，曾经发生过社会车辆严重撞伤教授事件。

为了解决高校校园内社会车辆交通混乱问题，建议有关部门和高校合作，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限制进入。有条件的话，在校园周边修建或扩建停车场。要求入校人员乘坐校内循环电动车或者步行；

第二，批准对进入校园社会车辆收取较高的进门费（收费标准提高到能够把车流量调节到可接受水平为止）；

第三，在校园内设置交通灯、人行横道、限速牌等设施和标志；

第四，由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在校园内安排交通协管人员管理交通。

王建民：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第五次会议 建议之四

关于调查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歧视问题的建议

（海淀区代表团，2007年1月27日提交）

据部分毕业生反映、媒体报道和专家调查，近几年高校毕业生在北京求职中，有时会受到用人单位公开的或隐蔽的歧视性待遇。比如，有的公司公开声明拒绝聘用某某学校毕业生，或只招收某几所高校毕业生。女性毕业生竞聘失败的比例，大大高于男性。有的用人单位以相貌、体型、身高、血型以及婚恋状况和酒量大小等为标准（经批准的特殊行业或机构除外），决定取舍。这类情况，严重侵犯毕业生平等就业权利。

为此，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安排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全面了解情况，组织专家研讨，起草“北京市反就业歧视条例”，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

王建民：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第五次会议 建议之五

建议在海淀区杏坛路设立公交站点

（海淀区代表团，2007年1月28日提交）

    杏坛路，位于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邮电大学之间，南接学院南路，北连北三环中路。

    杏坛路的开通，大大方便了北师大、北邮师生和附近居民，提高了这一地区的交通质量。

    但是，杏坛路自开通以来，一直没有通行公交车，造成的出行不便。

    建议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王建民：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第五次会议 建议之六

关于规范学术期刊版面费的建议

（海淀区代表团，2007年1月27日提交）

在目前的学术考评机制中，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将论文发表数量（尤其是核心刊物论文发表数量）与职称评定、学位答辩、年度考核挂钩，甚至与物质利益挂钩，导致中国的“论文大跃进”。这种学术考评机制也引发下列不正常现象，有人称之为“异化效应”，助长了学术腐败的蔓延：

（1）论文数量急剧增长，而论文的质量却在下降，生产出大量的“学术垃圾”。

（2）已经形成了互联网上的论文黑市。由于有一个庞大的需求市场在支撑，学术论文买卖的现象大有泛滥之势。在互联网上用相关主题词搜索，有关的条目竟有38000多个，而其中纯粹以代写、代发论文为营利手段的网站就不可胜数。这些网站通过网络组织“枪手”撰写论文或东拼西凑，并与一些学术期刊建立幕后联系，形成了一条隐蔽的论文代写代发的利益链。

（3）在“论文大跃进”的形势下，各种学术期刊也找到了便捷的生财之道，由原来给作者颁发稿费，变成了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版面费有日益升高、互相攀比的趋势，由最初的每页几十元迅速飙升到每页数百元。版面费收取标准无据可依，由编辑部说了算。更有一些学术期刊为了更多地赚取版面费，轻易将季刊改为双月刊，双月刊改为月刊或半月刊，还不时加印增刊，对“论文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了遏制上述学术出版的腐败现象，建议：

第一，严格控制学术期刊的种类、出版数量和每期页数。

第二，对“核心期刊”要建立严格的评选机制，及时将大量刊发“学术垃圾”的期刊清除出去。

第三，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术管理部门尽快制定关于论文版面费收取的标准和法规，以使版面费收取有章可循。对于违反法规的期刊及时曝光并给予处罚，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理。第四，尽快查处那些论文代写代发的网站。

王建民：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第五次会议 建议之七

关于限制学术单位“双聘”院士的建议

 （海淀区代表团，2007年1月28日提交）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代表着我国科学和工程技术界的最高学术水平，享有崇高荣誉，受到全社会广泛尊重。”（胡锦涛）

教学与研究机构是否拥有院士和拥有几名院士，是学术水平与学术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志。近几年，不少单位为了提升学术声誉，在有关机构的评估中获得良好结果，纷纷出台各种优惠政策，以高昂的代价引进院士。但是，院士资源有限，引进十分困难，于是就采取“双聘”、甚至“多聘”院士方式——一位院士，被多家单位聘任，在宣传材料中特别声称某某院士为本单位院士，有时会注明是“双聘院士”，但多数时候并不说明。

这种情况有不良影响。一是影响院士继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作出重要贡献。院士也是普通人，精力有限。“双聘”、“多聘”的结果，不是有名无实，有聘任而无作为，就是精力分散、碌碌而为，有作为而无绩效。二是无助于聘任单位教学与科研工作的进步与发展。通过“假引进”制造“学术声誉泡沫”，对于国家教学与科研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

为了消除不良影响，建议政府有关部门：

（1）要求教学与科研机构，尊重院士的意愿，关心院士的健康，让院士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专心致志地开展工作，不要搞“双聘”，更不要搞“多聘”。

（2）支持院士拒绝接受“双聘”、“多聘”的邀请。

（3）鼓励、支持教学科研单位从境外引进学术领导者。

（4）促进有利于院士成长的学术与社会环境建设。